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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那年,他第一次走出重庆奉节大山,到西安求学;38年过去,投身军旅的他成长为空军首位中科院院士,成功攻克战机“高原病”问题,使得我国战机作战范围覆盖到青藏高原全边境。如今,53岁的重庆人李应红仍活跃在战机科研一线,为提升我国战机作战能力贡献智慧。在他眼中,将自身理想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断坚持,方能实现人生价值。
7月的西安充满夏的气息,轻风拂过,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沙沙作响。在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逐梦他乡重庆人”采访组一行见到了李应红。格子衬衣,黑色西裤,戴一副金属边框眼镜,这位53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热情接待了我们。
1963年1月,李应红出生在重庆奉节县一个小山村。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工作,他从小跟着外婆生活。五岁那年,外婆离世,李应红搬去和爷爷奶奶住。
年少时的李应红很懂事,为了减轻爷爷奶奶的负担,他主动分担家务、农活,又是砍柴、挑煤,又是担水、割猪草。“小时候放了学,跟着同乡大哥哥背着竹篓,走很远去割猪草。回家时天已经黑了,背着猪草看不见路,很多次停下来哭。”李应红说,那时物资匮乏,丢了猪草心疼,只有抹抹泪,再难再累也要背回去。
到学校得走七八公里的山路,即便头一天干农活干到再晚,第二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学。由于家里缺粮,他经常早上吃一顿,中午饿着肚子,晚上回家干完农活,才能吃上饭。
尽管如此,李应红的学业一点也没有耽误。从小学到初中,他年年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体育成绩也不错,这为他考入空军工程学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8年,初中毕业的李应红前往70公里之外的奉节县城参加考试,分数竟一举跃过全国重点大学招生分数线,成为当地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他被誉为空军专业技术最高学府的空军工程学院提前批录取,进入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学习。这一年,他15岁。
上大学前,李应红最远只去过县城。当时,从奉节出发,坐船要一天一夜才到重庆主城朝天门码头,然后再搭火车去西安。
第一次从山里走出来,来到大城市,李应红充满了期待。来到空军工程学院,更是让他大开眼界,从小就赤脚的他,在军校里第一次穿上了皮鞋。
本科毕业时,恰逢院校急需青年人才,李应红留校拿起教鞭。他满腔热情投入教学工作,很快就独立上课,并被学院评为十佳青年教员。
1986年,李应红如愿以偿考入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交叉专业学习、研究,对他日后的科研教学助力很大。
后来,他又被派往俄罗斯如可夫斯基军事航空技术大学等交流学习、合作科研,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业界发展动态。返回空军工程学院后,他继续面向部队需要,潜心研究科研,从副教授、教授到博士生导师,一步一个脚印,在科研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当时,先进战机高原作战是空军的重大课题。两种引进的新型战机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机场上,存在发动机不能启动等一系列“高原病”。要诊治“高原病”,面临缺乏技术资料和试验设备等诸多困难。
“过去,我们没有相关经验,整个国内都没有相关经验。一方面我们要勇于承担,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俄罗斯专家,都明确表示这个事情做不成。再加上是高原,试飞本身就有很大风险,当时做起来压力很大。”李应红说,尽管如此,身为空军工程大学飞机与发动机工程系主任的他勇担重任,主持开展了新机高原作战工程研究。
挑战接踵而来,最关键的是发动机高原启动。一旦发动机启动不起来,价值数亿元的战机将成为无用的废铁。
困难和压力没有令李应红退缩,他提出发动机高原启动新型控制方法,解决了高原不能启动的关键问题,并解决了通过有限的试验数据预测不同条件启动特性和监测参数问题。
2000年6月28日上午,两架新型战机在海拔3500米的西藏某机场顺利起航,我国战机的作战范围首次覆盖到青藏高原全边境。
“飞起来的时候,真的感觉非常庆幸。说重一点,就像是在生死关前溜了一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应红仰头一笑。
正因如此,李应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被中央军委记一等功。顶着巨大压力在高海拔地区主持试飞工作,让他落下了高血压的病根,直到现在还时常犯病。可他并不在意:“注意下就行,不是什么大事。”
不仅是攻克先进战机高原作战课题,作为空军工程大学航空等离子体动力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空军飞机推进高新技术中心主任、教授,李应红先后获国家与军队科技进步奖15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三等奖各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发表SCI和EI收录论文300佘篇,获授权发明专利50多项。
2013年,李应红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空军第一个中科院院士。在他看来,这份荣誉得益于成长过程中历经的艰辛磨难。他说,吃苦是一种本钱,面对选择,贵在坚持。
他常寄语年轻一辈:“你做的事情、做的工作要跟国家的需求、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真正要做事,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要不断坚持。”
空军工程学院常务副主任张白灵这样评价李应红:“李院士从主任到系主任,最后到重点实验室主任,为人很随和,但学术要求很高,尤其在学术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李应红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描绘奉节夔门的油画。虽然15岁就离开家乡重庆,但渝东北地区的美丽风景时常浮现在李应红的脑海里。
2016年10月,李应红回到重庆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平时工作繁忙的他只有在这时,才有时间踏上重庆的土地。他说,有时候到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做学术交流,就抽空顺道回趟老家,再去白帝城、夔门转一转,“那儿有我的根。”
离乡38年,李应红仍保持着巴渝的饮食习惯。每次回家,他都会去街边小店,寻找土豆饭、包面等儿时小吃,寻找那些当年的味道。
不变的是记忆中的味道,变化的是家乡的面貌。看到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大道通往远方,对于重庆的未来,李应红充满信心:“现在不是讲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吗?从创新来讲,科技创新是它的核心,因此在科技创新,在加强科技实力方面,重庆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我想它的空间会更大,重庆会发展得更好。”